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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是伴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兒童文學在誕生之初就被賦予了“人的改造”這一重要責任。1921年1月，郭沫若在《兒童文學之管見》一文中就提出：“人類社會底根本改造，總當從人底改造做起，而人底根本改造更當從兒童底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做起。”在郭沫若的筆下，對兒童進行“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的文學就是兒童文學。

舉凡人類社會的文化創設，一個共同的規律是：凡是關于兒童的文化發明，都較之成人文化產生得晚些。如，小兒醫學晚于普通醫學，兒童心理學晚于普通心理學，兒童史和兒童哲學遲至20世紀60年代才開始學科建設的歷程。在中國，兒童文學在誕生之初，就與五四新文學一起，成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與國語（語文）教育運動緊密融合，推動了百年來中國語文教育事業的發展。兒童文學天然地具有兒童教育的基因。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展開，兒童文學在語文教育、讀書社會的建設、兒童的心智成長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作為兒童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經典、優秀的兒童文學蘊含著關于兒童成長的教育智慧。

“吹滅讀書燈，一身都是月”，這副有名的對聯，講的是閱讀對成人靈魂的照徹。德國思想家、哲學家瓦爾特·本雅明對“讀書的孩子”，也曾有過相近的描述：“……整個一周完全沉浸在書本的文字里，它就像雪花一樣輕柔而靜悄悄地，但卻不停息、厚厚地落在你的周圍。人們懷著無比信賴走近這些文字里……他的呼吸成了所敘述事件的氣流，事件中所有的人物都呼吸著它。他比成年人更能與故事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運。他被所述事件和千變萬化的詞語不可名狀地吸引住了。當他站起身時，身上蓋滿了一層層由閱讀過的詞語組成的雪花。”“當他站起身時，身上蓋滿了一層層由閱讀過的詞語組成的雪花”這一句，生動地表現出兒童的閱讀怎樣將“語言”世界變成了可以“信賴”的、可以觸摸的“現實”世界。兒童閱讀能否照徹兒童的心靈世界，取決于兒童文學作家是否擁有澄明高遠的教育智慧。兒童文學是“兒童本位”的文學，這并不是說兒童文學的世界只由兒童心理這一單一的維度構成，是一種成人思想不在場的文學。正如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奠基者周作人所言，兒童文學是融合了兒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第三世界”。因為有成人世界的融入，兒童文學才有了思想上的張力。

兒童文學具有教育功能，這里的“教育”是大寫的教育，是成人作家以自己的人生經驗和人生智慧對成長中的兒童所進行的循循善誘的引導。在經歷了幼年、童年、少年三個不同的人生階段后，人的心智發展走過皮亞杰提出的“感知運動”“前運演”“具體運演”“形式運演”四個不斷質變的階段，在自我人格上，要尋找并建立積極的“自我同一性”。在“快樂原則”和“現實原則”之間彷徨，在反抗現實和順應現實之間猶疑，在“真我”和“假我”之間抉擇，兒童的成長歷程中，充滿了艱難、曲折、煩惱、迷茫。要引導兒童成長，僅僅知道兒童心理學的一些知識，或了解兒童教育學的幾個概念，但在人生的根本問題上卻一知半解、語焉不詳的作家是無法擔起“教育兒童”之大任的。

兒童是動態成長的生命形式，兒童的內心世界充滿了渴望成長的強烈欲求，從這個意義上講，滿足兒童精神需求的兒童文學整體上是關懷成長的文學。但是，在關懷成長的兒童文學中，還有一類質感更強的作品，它們更加關注兒童心靈成長中出現的急速飛躍的關節，矚目兒童心理發展中的變革周期，這類作品被稱為“成長小說”。成長小說的創作具有極大的藝術難度。縱觀世界兒童文學200多年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到，遲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具有質感的成長小說才開始涌現。在中國，真正的成長小說則出現于改革開放以后。優秀的創作能夠超越創作的難度，才會達到藝術的高度。

創作成長小說，需要作家具有洞察兒童的隱秘世界和成長過程的能力。“自我”的發現是兒童成長中最重要的組織力量。如李東華的《焰火》生動而深邃地表現了少女艾米找尋自我的心路歷程。黑鶴的《馴鹿六季》寫的是少年的“我”在巨大的精神打擊下，患上了失語癥，一個偶然的事件令“我”來到了鄂溫克人的營地，最終經大自然的治愈后重返生活。關鍵情節的呈現需要創作者的才華和智慧。兒童文學作家周銳曾說，兒童文學創作是由高向低攀登的藝術，越是給低年齡的孩子創作，其藝術的難度越大。筆者贊同周銳的說法，當前，我們的幼兒文學創作還存在著思想力貧弱的問題。

繪本是幼兒文學最重要的一種藝術類型。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繪本就是幼兒文學的代名詞。近十幾年來，隨著大量世界經典、優秀繪本的引進，隨著中國幼兒教育對繪本資源的自覺汲取，中國原創繪本創作、出版的熱度越來越向高攀升，但從總體上衡量，幼兒繪本在藝術和思想上都還有待提高。

總之，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家要擔負起引導兒童成長這一教育大任，不僅要在藝術上不斷修煉，更要直面豐富而復雜的童年，融入兒童的精神世界，提煉自己的人生經驗和感悟，將其升華為能夠洞察兒童成長本質的教育智慧。

（作者系中國海洋大學講席教授、行遠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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